定鼎十七年的深秋金风送爽帝国上下却弥漫着一股比盛夏更为灼热的气息。
突破带来的兴奋尚未平息新的挑战与更深层次的矛盾已如海面下的暗礁悄然浮现。
古里商站如同投入池塘的石子激起的涟漪不断扩大。
靖朝带来的精美货物和相对公平的交易方式迅速赢得了许多本地商人和阿拉伯商人的好感商站的贸易额逐月攀升。
码头上来自靖朝的福船与阿拉伯三角帆船、印度本地船只比邻而泊搬运工喊着号子将一箱箱瓷器、丝绸、茶叶卸下又将打包好的印度棉布、胡椒、宝石装船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
然而这繁荣景象深深刺痛了葡萄牙人的神经。
驻古里总督阿尔布克尔克数次向扎莫林提出抗议声称靖朝商站“破坏传统贸易秩序”、“偷逃税款”甚至隐晦地威胁若扎莫林不能约束靖朝人葡萄牙舰队将“自行采取必要措施”。
扎莫林夹在两大势力之间左右为难只能虚与委蛇。
更深的冲突发生在文化层面。
商站建立后随行的几位靖朝文人开始在站内开设简易学堂教授前来交易的本地商人子弟简单的汉话和汉字偶尔也讲述些忠孝节义的故事。
这本是文化渗透的寻常手段却意外引来了葡萄牙传教士的激烈反应。
一位名叫贡萨洛的耶稣会士公开在市集上抨击靖朝的信仰是“崇拜偶像的异端”并试图强行向在商站工作的本地仆役传播天主教。
商站负责人一位姓周的管事对此采取了强硬态度。
他下令禁止任何传教士在商站范围内传教并公开表示:“我朝圣天子奉天承运孔孟之道教化万民。
此地既升我朝旗帜便需守我朝规矩。
尔等信仰我等不予干涉亦勿扰我清净!” 这番言论引发了与葡萄牙传教士的公开辩论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虽未爆发武力冲突却在古里城内外引起了关于信仰和文明优劣的广泛议论。
文化冲突的暗流开始在市井巷陌间涌动其影响远比商业竞争更为深远。
赵启明意识到在西洋立足不仅要面对火炮战舰更要应对这种无形却同样锐利的“笔与舌”的战争。
京城海事总局的宏图伟略在消耗着海量资源其成效虽已初显但也开始引发更深层次的忧虑。
一份由都察院御史提交的《稽核海事总局钱粮支用及论开拓利弊疏》在朝堂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奏疏并未全盘否定开拓而是以详实的数据列举了开拓带来的隐性代价:东南沿海优质工匠被船厂、水师高薪吸纳导致民间手工业成本上升一些传统工艺面临失传风险;大量青壮劳力投身海外贸易或受雇于开拓相关行业致使部分州县农田雇工价格飙升甚至出现田地抛荒苗头;为供应船厂和水师闽、粤等地林木砍伐过度已有水土流失之患;更重要的是持续的白银流入开始导致国内尤其是东南沿海出现轻微的“银贱物贵”现象影响了底层百姓的生活。
“开拓之利利在商贾利在朝廷然其弊或伤农工或耗地利或扰钱法不可不察!”御史的结论振聋发聩。
这份奏疏引发了新一轮激烈讨论。
保守派如获至宝大肆抨击开拓政策“竭泽而渔”、“与民争利”。
支持开拓者则辩称这是发展过程中的阵痛长远利益远超眼前代价且朝廷已通过平准仓、改善工匠待遇等措施进行调节。
皇长子楚琰这次的态度尤为引人注目。
他并未简单附和保守派而是提出了更具建设性的意见:“开拓之势不可逆转。
然朝廷当善加引导趋利避害。
儿臣以为当设立‘劝农司’专司引导剩余劳力开垦内地及边疆荒地推广新作物(如番薯、玉米)确保粮产;工部需制定《林木采伐章程》严禁滥伐并鼓励种植速生林木;至于钱法……或可研究扩大‘靖海通商银号’银票流通范围以平抑银价波动。
” 与此同时一个微妙的变化在悄然发生。
因与西洋接触日深一些零星的西洋知识——如通过古里商站传回的地圆说梗概、葡萄牙人使用的星盘历法、乃至一些奇特的几何图形——开始在小范围内流传。
皇次子楚琙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他私下搜集这些“杂学”并与格物院中一些思想开放的博士讨论。
他甚至向皇帝进言认为“西夷虽蛮然其天文、历算、制器之术亦有可取之处或可择其善者而用之”。
这种对“新学”的开放态度与传统士大夫的“华夷之辨”形成了鲜明对比也预示着未来思想领域可能发生的碰撞。
北疆送来的“黑水”样品在格物院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吴昶亲自牵头组织精干力量进行深入研究。
初步测试结果令人振奋:这种粘稠的黑色液体燃烧时释放的热量远高于优质煤炭且燃烧相对持久。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如何高效、安全地开采?如何运输和储存这种易燃易爆的液体?最重要的是如何让它替代煤炭在蒸汽机中稳定、高效地燃烧?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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